蒲江人文景观(一)

信息来源: 发布时间: 2016-12-22 05:34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

揭开神秘面纱的蒲江战国船棺


1975年10月,蒲江县出土第一具战国船棺。其后陆续于上世纪80、90年代均有战国船棺出土,直至2006年12月(当月连续出土3具船棺),发掘出土战国船棺已达10具,它们的长度一般为5—7米,宽度都在1米以上。这一大批出土的战国船棺,除1982年9月在朝阳乡(现白云乡)境内出土1具外,其余9具都在县城东飞龙村盐井沟发掘出土。为何此地发掘出如此巨大规模的战国船棺墓群?对它们进行深入地考证探索,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社会人文意义。

这一大批船棺落葬年代,大致可以判定在战国中期秦惠文王后元九年(公元前316年)秦灭巴蜀以后,乃至战国后期。从盐井沟发掘船棺内的玉环、秦“半两”钱分析:下葬时间应属开明王朝无疑,因为半两钱的开始铸造、流通时期,正是秦惠文王灭掉巴蜀之时。

此期的船棺葬文化遗存,在古蜀国腹心地带的成都、彭县、绵竹、大邑、蒲江等地都有发现。船棺葬具形制大体一致,随葬物铜器中兵器有剑、戈、矛、钺、刀、弩机、箭镞;金属和陶制容器有鍪、釜、盘、豆、鼎、罐、壶、盆、罍、缶、敦(音对,食器);印章有圆形、方形章、“巴蜀图语”铜印;钱币有桥形币、秦半两;工具有斤、斧、削、凿、锯;生活用具有带钩、木梳篦、铜铃、漆盒、漆枕、编筐;其他还有核桃等果核、粮食种子等,上列随葬器物,蒲江出土船棺内大部都有。川西、川西南发掘出土战国船棺数量和随葬品,以蒲江较多而集中,尤其是前后出土6枚至今尚未被完全破译的神秘“巴蜀图语”铜印。

从船棺形制、陪葬物探析:这些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大多非王侯即将军,是相当高贵显赫的。除实物外,墓主铜印上的“图语”分别有璧、罍、铎、箭、花蒂、“王”或“双王”形等图象,璧、罍是皆“非王者莫属”的重器。蒲江出土的第8具船棺内有其他地方罕见的雕琢精美的翡翠玉环、将军铜胄(盔)、“巴蜀图语”, “巴蜀图语”铜印上有“双王”字,初步推断该墓主应该是位有封号的将军。

如此大量的船棺群集中葬在成都平原西南缘的蒲江一带,要解开这个历史谜团,须当从船棺落葬时的历史背景、地理环境、交通条件等因素作为依据加以考证分析。

据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载:周慎王五年(公元前316年)秦惠文王令秦大夫张仪、将军司马错伐蜀,蜀王开明十二世“自于葭萌(今广元、昭化地)拒之,败绩。王遁走至武阳,为秦军所害”。又据任乃强先生校注《华阳国志》称:蜀王原拟“微服轻行”遁入南中(今川南、云南、贵州一带)再图后起,殊至武阳(今彭山)即为秦军追及杀之,蜀遂亡。

随蜀王逃走的大批王侯、将领、贵族在战乱中死去;或者蜀亡后流落在西蜀的蜀王后裔仍繁盛势众,所谓“戎伯尚强”(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);加上秦国所封蜀侯公子恽、公子绾等及他们的后裔死后,在当时交通闭塞、葬材运输困难境况下,实在没有比就地安葬更为方便而妥贴的办法了。

蒲江距蜀王开明十二世战死的武阳,仅总岗山一山之隔。总岗山亦称长秋山、岢幕山,自雅安、洪雅发脉,由西向东蜿蜒盘桓,经名山、丹棱、蒲江、眉山、彭山至新津宝资山渐次平缓,融入成都平原,是蒲江境南与上述邻县的主要界山。总岗山系地带当时生态原始,森林茂密,盛产桢楠、香樟、柏、松、杉等树木。其中尤以楠木硕大而质地坚硬、防腐性能好,为制作葬具提供了丰富优良的自然资源。

于是,上述那些蜀族王公贵胄死后,便就地伐木,将有两三人才能合抱的巨大楠木树干从中破开、挖空“刳木以为舟形”,将遗体及随葬物殓于棺中,四周涂以很厚的白膏泥,经“勘舆”选好墓地(据2006年12月出土几具船棺排列有序、墓位朝向大体相同可知)下葬。他们很可能认为采取这些安葬举措,且葬于当时地处偏僻隐蔽之蒲江,实乃万全之策。当然,上述这些内容,都是笔者个人的推测和看法,尚有待历史事实的进一步证实厘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