蒲江人文景观(三)

信息来源: 发布时间: 2016-12-22 05:33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

自从汉武帝建元三年(前138年)张骞出使西域后,陆续打通了中国至西南亚、西亚、印度半岛,直至欧洲、非洲部分国家的通道,便利了东西方经济、文化交流,史称“丝绸之路”。其后,发展为北、南两条丝路。南丝绸路以成都为起点,又分东南、西南两干线,至云南大理会合出境。位于南丝路西南干线上邛州至雅州中段的蒲江,亲历了盛唐时丝路上中外贸易往来之繁盛,以及宋代以后丝路衰微和茶马古道兴起之岁月沧桑。

在蒲江境内飞仙阁、龙拖湾(亦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)、佛儿湾、大佛寺等处散列着千余龛佛教石窟造像,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。而作为“全国文物保护单位”的飞仙阁摩崖造像,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石窟造像群。这些迄今仍闪烁着不朽历史光芒的104龛、777尊佛教、道教石刻造像,塑型生动准确,技艺娴熟精湛,极富盛唐风采。

造像群第九龛龛门,赫然出现了与这片“佛教领地”造像风格迥异的一尊高大的西域胡人形象。他深目高鼻、大胡卷发、目光炯炯有神,面带友善微笑,似乎仍在向南来北往的过客们,讲述着那煌煌大唐敦睦邦交的往昔繁华。原来,这座塑像是唐代来华经商的波斯(今伊朗)商人捐资塑造,以佑护商旅平安的。它作为西域胡人群体形像的艺术概括,实际成了见证1300多年来取道蒲江河谷出境去往印缅、伊朗等地的南丝路上,中外商旅往来频繁和盛唐政通人和景况的一座丰碑。

胡人造像所在的第九龛,是佛教造像形制经典的“西方三圣”龛。正中为阿弥陀佛,结跏趺坐于束腰形须弥金刚座上,左胁侍为观世音、右胁侍为大势至菩萨;两侧侍立着佛的弟子阿难、迦叶。三尊主要造像,均头戴雕琢精致的花蔓宝冠,珠玉缨络缠身,衣饰贴体飘逸,造型神态安详,肌肤丰盈,颈纹明晰。此龛后部的陪塑,有戎装贯带的武将;手执罗盘、曲尺之类测衡工具的“谋臣”;长着三张脸、视听灵敏的“斥候”,皆含对佛有拱卫、谋筹、辅佐之意。其他还有护法天龙八部、伎乐人,壁顶还塑有两个拖着飘带、飞翔在菩提树间的“飞天”。全龛塑像达38尊。在这龛高、宽、深均为2.7米的有限空间,竟然雕刻出如此众多而非凡的雕像,堪称精美绝伦!此龛造像,已被载入《中国美术全集》、《中国石窟雕塑全集》、美国《亚洲艺术档案》。

造像第六十龛,毗卢佛居中,头戴花蔓宝冠,显露细螺髻,袒右肩,臂上戴宝钏,上身内着僧祇支,外罩袈裟式偏衫,衣衫下摆呈“折带纹”。毗卢佛结跏趺坐于束腰方形莲台座上,身后有半圆形大佛光,二菩萨侍立,其侧立二弟子,一人手持莲花,一人双手合十。此龛造像题记为:“永昌元年五月,为天皇天后敬造瑞像壹龛”。按永昌元年(689年),为武则天执政时代;天皇、天后分别为对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尊称。龛门塑造的男女“供养人”像,还出现了男着圆领窄袖袍、束腰带、脚蹬统靴;女穿袒胸窄袖衫、束腰长裙、脚穿尖头鞋的胡人衣饰。可见,我们聪明智慧的祖先,早在战国时赵武灵王首倡便于跋涉、狩猎、征战的“胡服骑射”着装开始,尤其在盛唐之后,就在广泛吸收北方游牧民族,乃至亚欧等外国居民衣饰的优点,来充实丰富华夏民族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了。

第四十四龛:龛高0.5米、宽0.98米、深0.12米,造像13尊,可谓袖珍龛。造像题记云:“天尊一铺,天宝九载五月,道士贾光宗造”。天宝九年(750年),为唐玄宗李隆基在位,值唐朝“开元天宝盛世”,飞仙阁摩崖造像乃佛教造像渊薮,却又冒出道教天尊造像,究其原因,是中国宗教史上曾多次发生过佛、道争雄对峙的局面。道教是东汉时张陵所创,土生土长的“国教”;佛教是自天竺(印度)输入的“舶来品”,自东汉明帝永平元年(58年)传入中原,也算得是“老资格”。佛、道二教都具有广泛深厚的影响力和社会基础。在唐代,高祖李渊、太宗李世民,尤其玄宗都笃信道教,而武则天则推崇佛教且力加倡行。这在反映宗教教派争雄历史的同时,是否也潜藏着唐代统治者之间宫廷矛盾和斗争的玄机?

绝大部分凿造于盛唐时代的飞仙阁石窟造像,美不胜收,不胜枚举。其主要特色是:因地因材施艺,布局巧妙合理;依靠盘根错节的老树、山藤紧固山岩,并遮挡强光;利用山岩间的缝隙及老树枝干和根系排水;运用不同质地和颜色的矿物原料调配组合,为塑像装彩着色;能工巧匠们依据实际情况和要求,灵活采用了圆雕、高浮雕、浅浮雕、线刻等技法,塑形中还适当融入了印度、西南亚、西亚人的服饰风格、相貌气质等元素,同时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和情趣。因此,使得700多尊造像历经千百年来的风雨剥蚀,沧桑变化,依旧形神未改,色彩斑驳可辨。把它们称作我国乃至世界古代的艺术精品,是当之无愧的。